投融资体制创新与乡村振兴——第十二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会议综述【转】

2018年8月17—19日, 第十二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农经教指委农村金融学教研组主办, 由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社、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共同协办,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承办。

来自国内外78所高校以及科研院所、政府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师生代表260余人汇聚南农。在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 与会专家学者紧密围绕投融资体制创新与乡村振兴主题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最新研究成果, 对当前农村金融领域热点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一、支持乡村振兴的投融资体制创新

乡村振兴是促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 在此背景下, 深入探讨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理论、制度和政策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晶教授对全球化格局下的中国农业成就与国际市场挑战展开分析, 指出中国农业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包括产量、进口与库存“三量齐增”、生产成本上升和国际价格下降“两板挤压”以及黄箱政策限制和资源环境约束“双灯限行”, 未来需要通过规模化经营和科技创新等措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品质和附加值, 通过加强灌溉、仓储、物流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期货、保险市场体系等方式优化国内农业支持政策, 实现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业的转型发展。清华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汪小亚研究员则着重强调了农村商业银行回归本源与创新发展对于振兴乡村经济的重要意义, 针对农商行存在的支农力度与信贷质量双降问题, 从农村金融立法、转变盈利模式、借助互联网技术和探索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对农商行提出创新性发展思路, 并从规范信息披露制度、优化股权结构及创新产品服务模式方面对农商行服务乡村振兴的途径提出建议。

农村金融体制和机制改革一直是农村金融领域重点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对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年,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温涛教授聚焦四十年来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变革历程和演进逻辑, 认为中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变迁呈现出非均衡性、非行为主体需求导向、非理性预期及不确定性的特点, 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把握农村金融制度演进的动态规律, 为整体制度设计提供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马九杰教授以农地抵押制度局部改革试点为研究切入点, 阐述了政策试点初衷与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内容偏转与效度问题, 并从法经济角度分析了土地流转类型与农地使用权抵押效力的差异性, 最终提出完善农地抵质押制度和修订相关法律的建议。网商银行农村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彭博指出, 基于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农贷技术有助于克服信息约束、抵押不足、交易成本和风险高等问题, 并介绍了蚂蚁金服在农业供应链金融、“线上+线下”熟人贷款和数据化平台贷款等方面的尝试和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多位专家围绕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这一主题开展专题报告。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李明贤教授阐述了普惠金融目标下金融科技在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与可持续性方面的价值, 同时从基础设施、应用门槛和制度环境角度分析了当前制约金融科技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和解决路径。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金融学院院长熊徳平教授强调了金融市场竞争制度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 并从构建多元金融产业组织、扩大区域间金融开放程度、优化治理结构和鼓励金融创新方面提出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理论主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罗剑朝教授强调需要夯实农村金融领域的基础理论, 譬如银行悖论与长尾理论、信用与声誉理论、贷款技术理论、合作金融理论等, 以更好地指导农村信用体系构建、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等农村金融改革实践, 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张正平教授基于青海省8县 (区) 的调研, 对贫困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 提出需要明确地方政府的介入边界与各类金融主体的定位, 更好发挥市场在促进金融普惠中的作用。

二、农村金融机构转型和数字金融探索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农村金融供给和支持的重点将随之发生改变, 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如何适应这一变化并进行转型是当前农村金融领域的重要议题。针对该问题, 许多学者在分论坛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享与交流。许月丽、刘志媛和周杭的研究发现, 利率市场化改革尽管诱致正规金融对非正规金融的替代, 但是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利率是否完全市场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利率改革只有能够诱致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构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新机制时, 普惠金融与金融精准扶贫等农村金融改革政策才是有效的。于引和孙美琳通过数据包络模型研究农村商业银行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双重效率的同步性, 发现在农村商业银行商业化改制过程中, 双重效率的同步性先下降后上升。赵雪、石宝峰和吴比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的角度出发, 发现技术效率提高是农村信用社效率提升的关键, 技术进步滞后则是农村信用社效率提升的瓶颈。随着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放宽, 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数量逐步增加, 但是银行网点布局可能带来金融资源不平衡的问题, 莫媛和张雪萍发现县域增量银行网点局部自相关性不强, 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设立网点时不关注金融公平, 而国有的邮政储蓄银行在关注金融公平时却很难兼顾到金融效率。近年来, 以缓解农村抵押约束为主要出发点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逐步完善, 许黎莉、张雷和陈东平基于“第三方”抵押品替代机制的分析框架, 构建利益相关者激励相容的数理模型, 得出当核心企业对农业产业链的掌控程度、资金实力以及信用水平不足时, 农业产业链外部融资契约不会达成, 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介入可以实现系统外增信, 缓解产业链主体的融资约束。在农村金融体系中, 除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银行以及农业担保机构等主体, 微型金融机构亦是正规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张正平和窦慧敏基于MIX网站全球1635家微型金融机构数据, 研究微型金融机构贷款质量的决定因素发现, 人均贷款规模的扩大会恶化贷款质量, 但是商业化转型会减轻贷款规模扩张的负向风险效应。

近年来, 数字金融的发展对金融业包括农村金融业逐步产生影响, 在金融科技企业探索农村地区数字金融业务的同时, 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农村地区数字金融供需问题。朱海波和马九杰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系统考察了交易半径的大小对农产品众筹项目融资成功可能性的影响, 发现交易半径超出了有效监督的地理范围后, 会对农产品众筹项目的成功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杨虎锋、石宝峰、范亚辰和何广文基于中国358家P2P网络借贷平台数据分析发现, 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客户资金银行存管等增信机制对出借人平台选择没有影响, 提供第三方机构担保不利于出借人对平台的选择, 设置风险备付金对出借人的平台选择有积极影响。同时, 一些学者还关注农村数字金融的需求问题, 譬如互联网金融排斥问题。王奥华和孔荣发现, 线上社会网络对互联网支付、投资、融资排斥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且可通过社会学习的中介作用对农户互联网支付、投资排斥产生间接影响, 线上社会网络的作用大于线下社会网络。朱晨露和董晓林重点关注了网络借贷平台上投资者的羊群行为, 建立了投资者在决策时是选择自主决策还是从众战略的演化博弈论模型, 发现P2P网贷中存在着显著的羊群行为, 但是当借款人具备良好信用、较高声誉时, 投资人将会更多地依赖标的信息做出投资决策, 羊群行为会有所减少。

三、农户金融行为与家庭资产配置

理解农户的金融行为是制定有效金融供给政策的前提。近年来, 学界对于农户金融行为的研究逐步拓展至探究金融素养、社会网络等因素的作用和评估一些外生制度变革对农户金融行为的影响。刘丹和陆佳瑶从代际视角出发, 将农户划分为共和国创立一代、社会主义建设一代、文革一代和新一代, 分析金融知识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并发现, 金融知识的普及能够提高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 该作用对新一代农户最显著, 对共和国一代影响不显著。熊学萍、张欢欢和汪磊群利用山东、河南和贵州三省的调查数据,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金融教育对农户金融素养的作用, 发现农户受教育程度、就业类型和风险偏好对农户参加金融教育有显著影响, 因此农村居民参与金融教育本身存在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 金融教育尽管能够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 但若考虑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 该效应将变弱。关于社会网络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研究中, 杨明婉和张乐柱的研究结果显示, 强关系社会资本对农户获得贷款影响力降低, 而弱关系社会资本能够提高农户贷款获得能力;社会资本的作用还体现在农户信贷渠道选择上, 强关系社会资本的农户家庭更倾向于选择非正规信贷渠道。李庆海、孙光林和何婧研究社会网络对贫困农户信贷违约行为的影响并发现, 拥有较多个体性社会网络有助于提高农户还款能力, 但会降低农户还款意愿, 进而降低履约率;拥有较多团体性社会网络的农户具有更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 能够提高履约率。张龙耀、徐曼曼和刘俊杰从自然灾害冲击的视角审视农户信贷行为发现, 受到短期自然灾害冲击的农户信贷发生率和信贷规模均显著较高;长期来看, 灾害频发区的农户主要依赖于非正规信贷应对灾害的冲击, 正规信贷不能成为农户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此外, 预防性储蓄作为重要的事前风险管理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农户对信贷的依赖, 而商业保险和政府转移支付等保障机制的替代作用并不明显。

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了外生制度变革对农户金融行为的可能影响。米运生、石晓敏、胡新艳和张佩霞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农地确权能否降低门槛进而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 发现农地确权通过降低资产门槛、收入门槛和交易费用门槛等路径带来显著的“德索托效应”, 即缓解信贷配给并提高了农户信贷可得性。陈强和黄惠春则将研究对象聚焦于规模经营农户, 发现规模农户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决策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 贷款结果信息干预和受灾经历使得规模农户的贷款行为出现偏差, 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和需求规模均有所下降;确定性效应下的风险规避行为和对贷款投资前景的认知偏差是导致行为偏差的重要原因。梁虎和罗剑朝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研究农地抵押贷款参与对收入异质性农户家庭收入和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发现农地抵押贷款参与会提高农户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 并能促进非农就业, 但是农地抵押贷款仅对中等收入农户收入增长有促进作用。

随着农户收入的逐步提高和农户分化, 学界对农户金融行为的刻画逐步从负债行为向资产配置行为转变。罗荷花和李明贤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金融能力对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和传导机理, 在考虑到金融能力的内生性的基础上, 依然识别出金融能力对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种类和资产结构多样性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邢大伟和王红汇报了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发现, 未成年子女数量不仅影响家庭对风险市场的参与, 同时会降低其持有风险资产的比重, 家庭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数量和比重。还有一些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对农户家庭消费、家庭收入的影响。葛永波和陈磊基于金融投资决策视角对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与消费支出的关系进行微观研究发现, 农村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后, 其消费支出有明显的提升, 并且随着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数额和比例的提高, 其消费支出进一步增加, 且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耐用品的影响要显著高于非耐用品。何学松和孔荣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析农民金融素养水平及其收入效应, 揭示信贷行为、理财行为与保险行为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民收入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发现农户金融素养可通过金融行为的中介效应显著提升农民收入, 不同金融行为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民收入路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性。

四、农业保险与风险管理问题

随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农业保险和相关风险管理手段成为农业风险分散的重要工具, 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配套手段, 受到农村金融领域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 我国种植业保险保费收入增长迅速, 保障水平持续提高, 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迅速增加, 但各省差异明显, 保险选择性问题突出, 直接关系到风险保障的全局性和公平性。李晓涛、李士森和任金政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 对全国各省种植业保险排除度进行测算发现, 2012年后我国种植业保险排除度在空间上呈现正相关特征, 整体排除度随时间降低且省际差异明显。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公平性上, 何小伟和庹国柱分析了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责任划分上的重要因素, 测度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的地区公平性发现, 我国现行以地区来划分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补贴责任的政策存在着不合理之处, 有待进一步优化。谭偲凤、陶建平和易岚检验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发现, 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大于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 且农业保险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只存在于农业保险密度高的地区, 因此政府在制定农业保险政策时应考虑区域农业保险密度的差异。

农业保险产品的设计和效率是农业保险研究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孙妍提出了农作物保险产品设计思路, 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损失之间具有相关性, 应用Copula函数可以对不同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损失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度量, 农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Copula函数拟合出的产量损失多元分布为产品损失评估以及产品定价提供指导。任义方通过统计分析水稻高温热害保险气象指标的发生概率确定水稻高温热害风险度, 并分别从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承灾体易损性、防灾减灾能力四个方面进行县级水平的水稻高温热害保险风险综合区划评估, 为设计水稻高温热害气象指数保险产品提供了依据。赵元凤和张旭光对政策性奶牛保险政策进行分析发现, 当前奶牛保险政策尚不能显著降低参保养殖户的奶牛死亡损失, 原因在于单一的保险险种、有限的奶牛死亡责任范围、苛刻的理赔条件和较低的保险赔付水平。此外, 高虹和石宝峰的研究发现, 不同产权结构的财产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决定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由于参保率是影响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农户参保意愿和保险需求亦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程青、晁娜娜和杨汭华以具有农作物物化成本保险参保经验的农户为研究对象, 认为粮食种植户以自然风险管理为重, 并且表现出依次对保产量、保成本、保收入和保价格的购买意愿, 同时认为高参保率不是由于农户保险意识的提升, 而是政府引导的结果, 表现出一定的羊群效应。方蕊和安毅从风险感知与农业风险管理的关系出发, 明晰了农民对不同类型农业风险的感知情况, 发现多样化经营可以补充促进农民对订单合约及合作组织的需求, 增加对风险的关注可显著提升农民对农业保险、订单合约、合作组织三项风险管理策略的需求。汤颖梅和陈建升的研究发现, 天气指数保险在帮助农户分散自然风险后显著降低了联保贷款中农户的信贷违约率, 提高了联保贷款的运作效率, 信贷和保险市场能够实现良性互动。李远孝和林乐芬认为农户对主要种植业保险参保环节评价较高, 这在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 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理赔环节评价得分显著低于小农户, 因此在理赔环节可能需要进行优化调整。

五、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普惠金融供给与金融扶贫

普惠金融供给有助于解决传统金融领域长期存在的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推动金融惠及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 同时,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罗荷花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权利贫困三个维度探讨普惠金融的减贫机理发现, 普惠金融发展对缓解多维农村贫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顾宁研究了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的门槛、空间溢出及渠道效应, 在门槛与空间溢出方面, 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 且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渠道效应方面, 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渠道与间接作用渠道并存。黄倩和李政认为,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 但是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随县域居民收入从低向高移动呈现“U”型特征, 高收入群体对金融资源获取能力较强, 低收入群体通过“搭便车”的机会显著提升其收入水平。顾宁、张甜和丁俊伟探究普惠金融的减贫机制, 认为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 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且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具有非线性的影响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区间普惠金融减贫的效用力度存在差异。罗炜琳、刘松涛、胥烨和林丽琼分析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认为, 我国东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均未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而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碳排放效率、能源碳排放效率和环境能源全要素效率, 从而提高绿色经济效率。苑莹和辛立秋认为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和信息化程度等是金融排斥的关键决定因素, 应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普惠金融体系, 推出“家门口金融”服务模式, 注重“互联网+金融”信息化建设, 进而逐渐消除金融排斥。

吴本健、郭晶晶和马九杰将正规金融行为、社会资本与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纳入一个分析框架, 基于社会资本的动态风险应对模型的理论分析和贫困区的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 在贫困地区正规金融行为对农户风险应对能力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而社会资本的介入能强化这一效应, 但是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 参与纯商业保险则能显著增强农户的风险应对能力。许星、杜君楠和吕卓洋检验了金融扶贫的绩效和影响因素, 通过对甘肃省六盘山地区精准扶贫贷款的调查发现, 贫困农户对金融精准扶贫的绩效评价存在显著区域差异, 扶贫贷款期限、金融服务便利性、扶贫贷款额度和扶贫贷款种类是影响金融扶贫绩效的主要因素。

六、研究展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需要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 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更好满足乡村振兴的多样化金融需求。从制度层面来看, 亟需探讨如何通过农村金融制度和投融资体制机制优化, 完善金融支农的激励政策, 推动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回归本源, 同时积极鼓励证券、保险、担保、基金、期货等金融资源聚焦服务乡村振兴, 形成专业化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和供给机制。从金融供给层面来看, 在数字金融时代, 如何推动传统金融机构拥抱金融科技以降低交易成本、规范新兴数字金融机构发展以有效控制风险, 仍有待理论、实证和实践各个层面的积极探索。此外, 乡村地区日趋分化的金融需求, 包括贫困农户的普惠金融需求、非农就业为主家庭的消费金融需求及专业化、规模化农业经营者的生产需求, 以及农村家庭对投资、理财、保险等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需求等, 也需要得到研究者们持续的跟踪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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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 本文转自：周月书,张龙耀,李祎雯.投融资体制创新与乡村振兴——第十二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会议综述[J].农业经济问题,2018(12):139-144.

• 参考文献、关键词、英文摘要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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